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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这本小册子的初版问世以后,或者可以说就在出版的那一天,英王在议会的演词在这个城市(费城)出现了。如果预言的神灵曾经掌握了这个作品的产生,那它也决不会把它在一个更适当的关头或更必要的时机发表。

一方面的嗜血心理证明另一方面是有采取确切方针的必要的。人们从报复行动中看这一切。英王的演词吓不倒人,反而为独立的果断原则铺平了道路。

遵循礼法,甚或保持缄默,姑不论其动机如何,如果稍稍默许卑鄙和恶毒的行为,就会带有有害的倾向;因此,如果这个格言可以承认的话,自然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英王的演词既然十分毒辣,便应该受到而且越发应该受到议会和人民的普遍诅咒。然而,由于一个国家国内的太平主要依靠那种完全可以称之为“国民风度”的纯朴,所以往往最好是怀着鄙弃的心理把一些事情轻轻放过,而不去使用那种可能会对我们那个和平与安全的监护人产生变革作用的表示憎恶的新方法。也许,主要是由于这种谨小慎微的态度,英王的演词才至今没有受到公众的谴责。那篇演词,如果可以称为演词的话,也至多只是对真理、公共幸福和人类生存的肆无忌惮的蓄意诽谤;是牺牲人类奉献于狂妄暴君的正式的、庄严的方法。但是,这种集体屠杀人类的暴行是君王们的一项特权和某种必然的结果;因为既然造化不知道他们,他们也就不知道造化,虽然他们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人,他们却不知道我们,并成为他们的创造者的上帝。那篇演词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英王并不打算拿它来欺骗我们,而我们即使愿意的话,也不能受它的欺骗。蛮横与暴虐赫然现于纸上。它不容我们感到迷惘:甚至在阅读的时候,每一行都使我们相信,在树林里狩猎的赤身露体的粗野的印第安人,也不如英国国王那样野蛮。

虚伪地称为《英国人民致北美居民书》这篇充满哀鸣的阴险作品的假定的作者约翰·达尔林普尔,也许曾经想当然地认为这里的人民可以被他对于一个国王的吹嘘和描述所吓倒,因而谈到了(虽然在他这方面是很不聪明的)现在这位国玉的真实的性格。“可是”,这个作者说,“如果你想赞扬一个我们对它并无不满的政府(指撤销印花税法案的罗金哈姆侯爵①的内阁),你不去歌颂那位君王,那是不公正的,因为只有经过他的同意,他们才被准许做任何事情。”这是十足的保王主义!这里有着甚至毫不掩饰的盲目崇拜。

谁要是能够无动于衷地听取和容忍这样的主张,他就是已经丧失了辨别道理的权利——背弃人格的叛徒——并且应当被认为是不仅抛弃了人类的应有的尊严,而且已经自陷于动物的地位之下,象一条毛虫似的在世间卑鄙地爬行着。

然而,现在英王的所作所为是无关紧要了:他已经打破了人类的每一种道德的义务,践踏了天性和天良,并且由于一贯的傲慢与残酷的固有精神,已经为自己招来了普遍的憎恨。现在北美大陆的当务之急是为自身寻找出路。它已经拥有一个年轻的大家庭,它的责任是照顾这个家庭,而不是慷慨地拿出财产来,去支持一个辱没了人类和基督教徒的名誉的政权——你们的职责是遵守一个国家的道德原则,遵守你们所属的宗派或教派的道德原则,同时,你们更加直接地是公共自由的保护人,如果你们想要保全自己这片土地不受欧洲腐败现象的沾染,你们一定暗中希望独立。但是,抛开道德部分①罗金哈姆侯爵是辉格党自由派的领袖。——译者

让各人去思索外,我将主要地就下列问题再作几点说明:

第一,脱离英国独立,是符合北美大陆的利益的。

第二,和解或者独立,究竟哪一种方案是最简便、最切合实际呢?这里附加一些必要的说明。

在拥护和解方面,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的话,我可以说出这个大陆上一些最能干最有经验的人的意见。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主张还没有公开宣布过。实际上这个见解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处于从属外国的地位,商业受到限制,立法权力受到束缚,它是永远不能跻于重要的地位的。北美大陆还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富裕,虽然它已有的发展在其他各国的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但它同它所能达到的成就比起来,还不过是幼年时代,而如果它象应有的那样掌握了立法权力,那种成就是完全可以达到的。英国现今正在洋洋得意地垂涎于那种一旦如愿以偿时对它并无好处的东西,而北美大陆则正在对这样一个问题犹豫不决,这个问题如果加以忽视,便将使它最后趋于灭亡。英国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是北美的商业,而不是征服北美,假使两个国家象法国和西班牙一样的互不隶属,这种商业关系多半是会继续下去的:因为就许多物品来说,任何一方都找不到更好的市场。这个国家脱离英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而独立,乃是目前值得争辩的主要的和唯一的问题,它象其他一切必然要被发现的真理一样,将日益显得清楚而有力。

第一,因为它迟早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第二,因为迁延的时间愈长,完成起来将愈感困难。

我常常喜欢参加公共集会和私人聚会,悄俏地注意那些不经思考便高谈阔论的人们仿佛言之成理的谬误。在我所听到的许多谬论中间,下面的意见似乎是最普遍的,即:假如这种决裂发生在四、五十年以后而不是现在,北美大陆将更能摆脱所处的从属地位。对于这个意见我可以回答说,我们目前的军事技能是从上次战争①获得的经验中产生的,再过四、五十年就要完全失败了。到那时候这个大陆将不会留下一个将军甚或一个军官;而我们,或者我们的继承人,在军事方面将象古代印第安人一样无知。单是这一论点,如果加以密切注意的话,将无可争辩地证明,现在这个时候是比其他一切时候更为有利的。于是论证就变成这样:在上次战争结束时,我们有了经验,但人数不够,过了四、五十年,我们将有足够的人数而没有经验;因此,适当的时机应该是在两端之间的某一点,在这一点上,既保因充分的经验,又有相当增加的人数。而这一时点就是现在。

请读者原谅我说这些离题话,因为这并不是直接从我最初开始讨论的问题申述下来的,现在我又以下列的主张回到本题,即:万一我们同英国的裂痕暂时弥补一下,它仍旧保留对北美的统治权和主权(随着现在形势的发展,北美正在完全放弃这个论点),我们就会使自己丧失那种偿还我们所欠的债款或再行举债的手段。边远地区(由于加拿大疆域的无理扩展①,有些省份的边远地区已暗中有所损失)的价值每一百英亩仅以五镑计,达宾夕法尼亚币二千五百万以上;免役税以每英亩一便士计,年达二百万。

出卖这些土地,就可以料理债务,而不致使任何人受累;对土地所保留①指1754—1760年英国殖民者由于俄亥似流域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斗争。——译者

①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魁北克法案,将北美阿勒肯山以西的整个西北部领地都归并于魁北克(属加拿大),其目的在于保证美国获得地主及天主教僧侣的支持。——译者

的免役税将经常减轻并迟早完全供给政府每年的开支。在什么期间偿还债款,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只要所出卖的土地能用以还债就行,所有这一切事情暂时将由大陆委托议会办理。现在我开始谈第二个问题,即:和解或者独立,究竟哪一种方案是最简便、最切合实际;并顺便作一些说明。凡是以事物的自然进程作为行动指南的人,是不容易被驳倒的,根据这个理由,我总括地回答说:独立实在最一个唯一的简单的路线,其权在我;而和解则是一个十分错综复杂的问题,一个背信弃义的、反复无常的宫廷一定要插手进来,那时就只可能有一种解决的办法。

北美的现状在每一个善于思考的人看来是的确严重的。没有法律,没有政府,除以盛情为基础并由盛情所受予的权力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形式的权力。它是由空前的感情的一致所团结起来的,但是这种感情容易改变,每一个隐藏的敌人正在力图加以瓦解。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有立法而无法律,有智慧而无方案,有政体而无名称,而特别叫人吃惊的,是拼命想要处于从属地位的完全独立自主。这个情形是史无前例的,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谁能说出它的结果将怎样呢?在目前这种毫无约束的状况下,任何人的财产都没有保障。人民大众的心理听其自然,不加理会,他们由于看不到前面的确定的目标,正在追求幻想或流言所指出的方向。没有什么事情算是犯罪的,没有叛逆这回事;因此每一个人都自认为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托利党人是不敢气势汹汹地啸聚起来的,如果他们知道这种行动会使他们在国法面前丢掉性命的话。在战斗中俘获的英国士兵和所捉到的手执武器的北美居民之间,应该划清界线。前者是俘虏,而后者是叛徒。一个要剥夺他的自由,另一个要砍掉他的脑袋。

尽管我们很聪明,在我们的一些行动上却显然存在着优柔寡断的毛病,助长意见的分歧。“大陆的皮带”扣得太松;如果不及时采取办法,势必来不及做任何事情,那时我们将陷入一种既不能实行和解又不能实行独立的狼狈处境。国王和他的微不足道的信徒们忙着重施分裂大陆的故技,我们中间也不乏愿意为散布似乎真实的谎言而奔忙的印刷商。几个月以前在纽约两家报纸上以及其他两家报纸上发表的那封诡谲的假仁假义的信札,证明有些人是既无见识又不诚实的。

躲在角落里和洞里侈淡什么和解是容易的。可是这样一些人是否认真考虑过这项工作多么困难,如果大陆因而分裂的话有多么危险?他们是否注意过各种各类的人,这些人的情况和处境以及他们自己的情况和处境是应当在这方面考虑到的?他们是否曾设身处地想到那些已经丧失了一切的受难者,想到那些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放弃一切的士兵?如果他们的糊涂的稳健只顾适合于他们自己的个人的情况而不管别人的情况,到头来就会使他们相信,“他们是擅自决定的”。

有些人说,把我们放回到我们在1763年①的地位上去吧。对于这句话我回答说,这个要求现在不是英国所能够同意的,它也不会提出这个要求来;但是,如果这样的可能是存在的,如果这种要求能够得到满足,那我就自然要问:用什么方法可以使这样一个腐败的、毫无情义的官廷履行义务呢?另一个议会,不,甚至现在这个议会,会在将来借口说这种义务是强迫加在身①即1763年巴黎条约以前,根据这一条约,法国丧失了它的殖民地,而英国人则获得了北美广大地区的全部占有权。——译者

上的,或者说当初同意是愚蠢的,因而决定加以取消;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办法求得是非曲直呢?不能控诉各国:大炮是国王们的律师;判决讼案的不是司法权,而是武力。要回到1763年的关系,只是把法律放在同样的状态是不够的,而是要把我们的环境也放在同样的状态才好;我们被烧毁和破坏的城市应当重新修建起来,我们私人的损失应该得到补偿,我们为防御而举借的公债应该偿还;否则我们的处境将比那个值得羡慕的时期坏上百万倍。这样一个要求,如果是在一年以前实现的话,也许还能投合大陆人民的心意,但是现在太晚了。“事情已经发展到不能挽回的地步了。”

此外,只是为了坚持取消一条财政上的法令而采用武力,正如象用武力来强迫推行这样的一条法令一样,似乎是为神法所不容的,并且也是违背人情的。在这两者的任何一方面,都不应当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因为人命可贵,不能在这样微末的事情上浪掷掉。对我们人身所施的并威胁着我们的,就是暴力;是武装力量对我们财产的破坏;是角烧杀手段对我们国家的侵略。这种情况使我们从良心上觉得需要拿起武器来。在这样的自卫方式一旦成为必要时,我们对英国的一切顺从就该停止,北美独立的时代应该被认为是在对它发射第一发子弹时便开始了,并且由这发子弹所宣布了。这条线是前后一贯的;它既不是任意划出的,也不是为野心所延长的,而是由一连串决非起因于各殖民地的事件所产生的。

我将用下面这些适时的和善意的意见来结束我的评论。我们应当了解,今年实行独立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方法,而三者中的任何一种迟早将决定北美的命运;它们是:依靠人民在议会中的合法呼声,依靠军事力量,或者依靠平民的起义。可是我们的兵士不一定总是公民,而人群也不一定总是有理智的人的集合体;象我已经说明的那样,德性不是遗传的,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假如国家的独立是由上述三种方法中的第一种实现的话,我们就会有各种机会和各方面的鼓励来建立世界上最高尚、最纯洁的政体。我们有能力开始重新建设世界。自从洪荒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象目前这样的情况。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为期不远了,也许象全欧洲人口那样众多的一代新人将从几个月的事件中获取他们应得的一份自由。这种想法是严肃的,从这个观点看来,少数懦怯的或偏私的人的不足挂齿的无端指摘,同这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业相比;该是多么微不足道、多么可笑啊。

假使我们忽视日前有利的美好的时期,以后用其他任何的方法来实行独立,那么必须对后果负责的,就将是我们自己,或者宁可说是那些常常不加研究或思考便贸然反对这个措施的褊狭之辈。可以举出很多理由来支持独立,这些理由是人们应该私下想到而不是公开地讨论的。我们现在不应该来辩论我们是否会独立的问题,而是应该千方百计地力求在稳固的、可靠故和正当的基础上来实现独立,并且因为还没有着手进行而感到不安。每天都使我们相信独立的必要性。甚至托利党(如果我们中间还有这样一些人的话)都应该比别人更热心地加以提倡:因为,最初委员会①的设立保护他们不致为民众所愤恨,同样地,一个合理的和妥善地成立的政体,将是进一步保护他们安全的唯一的可靠方法。因此,如果他们的德行还不够使他们成为独立党人,他们就直该通情达理,希望浊立。

总之,独立是维系和团结我们的唯一纽带。那时我们就会看见我们的目①指1772—1774年成立的通讯委员会,由北美十三个英国殖民地的革命地方政权组成。——译者

标,我们的耳朵也就不会轻信一个诡计多端的和残暴的敌人的各种阴谋了。

并且,我们那时将站在正当的立场来对待英国;因为我们有理由可以断言,英国官廷同北美联邦谈判和平条款,比它同它称为“叛民”的那些人谈判和解条件,在自尊心方面要少受一些损伤。我们在独立问题上迁延对日,助长着它希望征服我们的欲念,而我们迟疑不决,只会起延长战争的作用。既然我们曾经毫无成效地停止我们的贸易来发泄我们的不满,现在我们就不妨试行另一种独立的办法来减轻我们的不满情绪,然后自动开放贸易。英国的商人和明达人士是还会和我们在一起的,因为,有生意可做的和平环境,比没有贸易的战争来得好。假如这个建议不被接受的话,我们可以向其他的官廷提出。

我把问题的解决放在这些基础上。既然还没有人提出意见来反驳这本小册于的以前几版中所包含的主张,那么可以作为反证的是:这个主张是驳不倒的,或者是赞成这个主张的人为数太多,无法加以反对。因此,让我们不要怀着猜疑的或疑惑的心理互相观望,而是每人要把真挚的友谊之手伸给街坊,来共同划一条界线这条界线象特赦令一样,将不去追究以前的各种纷争。

让独立党和托利党的名称消灭了吧;让人们在我们中间听到的名字,只是属于良好的公民、坦率和坚强的朋友、人权与自由和独立的北美联邦的勇敢的拥护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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