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初，我认识袁晓晨，在冬天的北京，在公共场所，在西北风也吹不动的阴郁的惨雾愁云之下，我们的关系简单干净，一如原始人，那是一种纯度高得惊人的性关系。事实上，在床扩建与棉被那么一个狭小柔软的空间内也很难建立起别的关系。那种关系不是不是叫人记住什么，而是相反，烦恼与恐惧，希望与受挫，一切都被暂时地悬置。
  然而，那种靠情欲悬置起来的生活却是短暂的。